和崔可夫同志那里获得的情报看，刮民党军队战斗力十分堪忧，在国难当头的时刻，相当一部分军官想的不是保家卫国，而是大发国难财，甚至还搞出了所谓曲线救国的闹剧。这样的军队能为苏联红军分担多少压力是值得怀疑的，政治局确实应该考虑挑选更合适的伙伴，至少不能将所有的鸡蛋全都放在一个篮子里了！”
这下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就有压力，因为绝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表示很难继续信任刮民党，也坚决拒绝他们的讹诈，哪怕是他们也得考虑集体的意志。
很快他们只能表示让步：“那就让崔可夫同志去向重庆方面表明苏联政府的态度，敦促他们真正的履行责任和义务吧！”
不过李晓峰依然不喜欢这个表态，他立刻说道：“这还不够，我们应该立刻派遣要员前往延安，同土共进行接触，一方面为未来的合作打下基础，另一方面也可以让土共在抗日问题上给重庆方面施加压力！”
斟酌了一番之后，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勉强同意了李晓峰的建议，在散会之后，以政治局的名义给崔可夫发电。让他正面同重庆交涉。另一方面也请他去通知土共驻重庆办事处的周公。做好两党高级首脑接触的前期准备工作。
那么老蒋对此是个什么态度呢？实话实说，态度是相当的恶劣，你还别说蒋委员长对日本人狠不起来，对自己的盟友那真心是“气壮山河”，历史上对于敢直言国民党问题的史迪威，老蒋是没好脸子的，一再地要求将其撤换。换句话说，老蒋是吃硬不吃软。
这一次。当崔可夫表达了苏联政府的高度不满之后，老蒋反而愤怒了，同崔可夫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的结果自然是不欢而散。而崔可夫在会谈结束之后，也直言不讳地告诉莫斯科：“蒋某人不会是苏联的战友！”
在崔可夫下了这个结论之后，李晓峰再次提出，应该增强对土共的援助，和不靠谱的刮民党相比，土共毕竟是自己人。不过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依然没有完全下定决心，认为在中国问题上不能过于草率。必须要给刮民党足够的耐心，在他们的建议下。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紧急访问华夏，试图最后一次做刮民党的工作。
多年以后李维诺夫回忆起这次出访的经历时说道：“那不是一次愉快的履行，抵达重庆之初，我就能察觉盘踞在重庆的这个政权暮气沉沉，亲自接触过刮民党的大员之后，我愈发地对这个政权没有信心，直到同蒋会面之后，我的所有信心都不复存在了……”
李维诺夫在重庆逗留了五天，期间这位外交家按照托洛茨基的吩咐，尽一切可能让国民政府放弃那些不切实际的要求并切实履行抗战义务，但很可惜，他的努力是足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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