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不能放任自流吧？”
汪说：“只能说，我们只是初步解决了这个问题。”
他说，我们彼此达成了一种妥协。
他说，我们对那服务员的家庭成员进行家庭式的观察，在这期间，他们可以留在家里不外出。当然，因为他们不能外出，镇政府要给予一定的损失补偿。
杨晓丽问：“如果，真是非典，如果，本来家里人没有传染，这样处理，那家里人被传染的机会不就更大了吗？”
汪苦笑了笑，说：“有时候，群众的觉悟达不到那个层次，只跟他们讲道理似是讲不通的。他们咬定只是我们的怀疑，甚至认为，我们关心的不是他们，而是担心出了问题自己要丢官帽，所以小题大作。甚至认为，镇政府与卫生院勾结，趁非典这个时机，逼他们进医院，刮他们一笔。”
杨晓丽说：“简直是乱弹琴！”
说归说，她也知道汪说的是实话，因此，在处理事情中，就不能不考虑实际，就不能不屈从适应这个实际。
她问：“那个管理员的家庭呢？你们怎么处理。”
汪说：“我们只能采用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允许他儿子每天还正常回校上学，但时刻注意他的体温变化，要求他戴口罩，少与其他同学接触，少参加户外活动。”
杨晓丽却不同意采用这种处理办法。她说，对他儿子的宽容，却有可能是对其他孩子的残酷。再说了，在现在这种时候，还能以一种平和的心态迎接毕业考试吗？显然是不可能的。
汪说：“这就是我们最为难的地方。如果，证实那管理员只是普通的高烧，影响了他儿子的毕业考试，我们反倒成了罪人。”
他笑了笑说，有的干部开玩笑说，现在这种状况下，倒是希望他真传染非典了，否则，真不知该怎么向他解释。
杨晓丽说：“这也说出了你的心里话，你也希望他真得了非典！”
汪脸红了红，说：“我当然希望他不是非典，所以，我现在要准备他被证实不是非典后，要怎么做通他的思想工作，否则，他完全告我们渎职，完全可以向国家索取赔偿。”
杨晓丽问：“他孩子多大了，是初中毕业还是高中毕业？”
汪说：“十四五岁吧？应该是初中毕业，下学期读高中。”
杨晓丽松了一口气，说：“这就是说，他只是想在市县考取一所心目中的重点高中？”
汪点点头说：“是的。”
杨晓丽说：“你向学校了解一下，看看他平时的成绩如何，如果他考试能正常发挥，应该可以考上市县的哪所高中学校？也征求一下他家长的意见，他们希望自己的孩子上哪所高中学校。在这两者之间找到一个共同点。”
她要利用自己分管市县教育的权利解决这个问题。如果那孩子是高中毕业考大学，进哪所大学？她杨晓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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