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自开国以来，就逐渐放开了对商贾的限制，虽没明确表示以商为本，但“一切弛放，任令通商”的政策，已足以表明朝廷想让商业在尽可能广泛的范围内自由发展。

　　这一政策在初期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宋朝经济繁荣，商业发达。国家税赋也节节攀高，是大唐最繁荣时候的四倍多。

　　以仁宗朝为例，北宋税赋总收入为四千万贯，其中农业两税一千六百万贯，占40％；工商税两千四百万贯，占60％。

　　从数据可以看出，构成国家财政收入主体的产业已不是农业，而是工商业。

　　宋朝庞大的财政收入并不是由于对农民的剥削，而是经济飞速发展，工商业极度繁荣，生产力水平提高的结果。

　　基于此，大宋也逐渐放开了对于土地兼并的抑制，采取了“田制不立”、“不抑兼并”的政策。

　　这个政策使得土地合法的向地主手里集中，促进了土地的集约化经营，催生大量剩余劳动力。

　　又因工商业发展，实现剩余劳动力转移，从而促进了工商业和城市经济的再度繁荣。

　　这一切看起来是不是很美好？

　　可惜，只是看起来美好罢了！

　　仁宗皇帝作为一国之君，深知这里面的问题，他知道民间对于商贾的认可度不高，他知道繁荣的商业是建立在官办垄断的基础上，他同样知道占社会主体的农民无法参与到商业活动中来。

　　所以在黄青第一次提出商业想法的时候，他才质疑财从何来。

　　这个财，就是指有能力的消费者，如果大力发现工商业，又有谁来消化这么庞大的商品？

　　要知道，占绝大多数的农民还在进行着男耕女织的生活，很容易便自给自足，农民生产出的可以转换为商品的副产品很少，而因为自给自足，农民们市场消费力也低。

　　生产力太过原始，农民辛苦劳作一整年，仅够温饱而已，如果遇到荒年，连温饱都解决不了，更遑论拿钱买商品。

　　古人尽管不懂经济学，但不代表他们就是啥都不懂的傻子，这些问题他们都知道。

　　可知道归知道，仁宗皇帝，包括朝堂上的衮衮诸公都没办法解决这个难题。

　　他们既不可能把所有商业活动都交给商贾，也不可能让农民的产出变得值钱，更不可能保证每年都风调雨顺。

　　所以仁宗皇帝才劝导黄青多读书，少考虑一些商贾之事。

　　千古难题，他不相信黄青可以解决，参与进去只会徒增烦恼。

　　这个道理是没错的，可黄青偏偏就是不信邪。

　　哥们儿可是来自于一千年后，站在巨人肩膀上的存在！

　　虽然对于经济学以及古代的社会学研究的不是那么深入，但一些超前的理念就足以大大缓解宋朝遇到的难题。

　　相信有他的指引，那些有志之士就能在这套基础上加以拓展，形成大宋版的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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