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上，苏轼和苏澈的官途之路并没有眼下这么顺利。
嘉佑二年，苏轼和苏澈登科及第之后，并没有留在京城等候吏部的派官，而是马不停蹄地赶回老家眉州，因为他们的母亲程氏去世了。
有宋一朝，凡是父母去世，官员一般都是要丁忧三年，苏轼和苏澈正是意气风发之时，却遭遇此事，不得不说也是天意难为啊！
等到嘉佑四年九月，苏轼和苏澈守孝之期满后，二人方才离开眉州老家，于次年二月抵达京城。三月，经过吏部筛选，苏轼被授予河南府福昌县主簿，苏辙被授予河南府渑（mian）池县主簿。
但是苏家两兄弟没有前去赴任，当然不是因为嫌弃官职小，而是因为朝廷在明年要举行一届制举，欧阳修知道后，便同天章阁侍制杨畋，一同举荐了苏家两兄弟参加这场意义非凡的考试。
与贡举不同，制举大约起源于唐太宗贞观年间，是朝廷选拔特殊人才而设立的特殊考试。
唐朝门阀势力还是很大的，所以有唐一朝制举非常兴盛，但到了宋朝，由于科举制的不断规划，作为补充的机制，制举的规模就越来越小了。
同贡举相比，其一，制举的举办时间不固定，贡举在宋仁宗登基以后，基本上是两年一届，而制举需要皇帝下诏才可进行。
其二，对应试者有身份限制，制举面向全天下的士子，而贡举仅限官员报名，而且必须有至少两位大臣的推荐才行，就好比现在的保送在职研究生。
其三，录取的比例很低，宋朝的科举考试，动辄录取上千人，而反观制举呢？可是说完全是另一个极端。终两宋之世，只举行过22次制举，而录取的人数只有区区41人。
不过既然是为了选拔特殊人才，那么自然还是物以稀为贵的好。
宋朝的官员很多，所以参加制举的也很多，为了确保极高的淘汰率，制举的流程可以说是能够虐死人。
考生需要过三舍人负责评分。
一篇写的好不行，两篇三篇也不行，而是要五十篇写的全都好，文辞足够优美，逻辑够清晰，能够拿到“次优”及以上的分数，方可进入第二关。
第二关称为“阁试”，因为考试地点设在秘阁而得名，属于制举的初试环节，考试内容是写六篇试论，每篇五百字以上，要求一天之内完成。
主题考察经史的内容，重点考察考生的涉猎是否广泛，当时的士子普遍认为这一里面出，而且一天之内要写六篇，所以这不是考试，简直就是炼狱。
本届制举的科目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顾名思义，就是想选拔有见识有胆魄的饱学之士。
苏轼和苏澈对这方面恰恰是极为擅长的，所以两兄弟顺利的通过了前两关，上百名官员参加考试，最终通过第二关的只有四人。
嘉佑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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